本文试通过分析鲁迅先生的作品，探讨其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原因、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具体表现，进而探究其产生的意义，从而对鲁迅先生的思想与艺术手法进行深入了解，体会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所做出的开创性成就。
一、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原因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经历了“幻灯片”事件后，鲁迅的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1]。从此，他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国民的“劣根性”，进而深受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救亡图存”观念与章太炎的进化的民族观，以及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与超人理论的影响，认为“争存天下，首在立人”。他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真正的“人”的概念的。在封建的等级秩序中 , 人的独立性被一级一级的从属性代替 , 人的独立意识被三纲五常的伦理意识所压制，最终造就的是缺乏自主、愚昧 、自私、冷漠、麻木的人。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 : “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 , 有贵贱 ,有大小 , 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 , 但也可以凌虐别人 ；自己被人吃 , 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 , 不能动弹 , 也不想动弹了”[2]。因而，他希望通过“立人”， 解放大众的思想，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鲁迅作品中深深贯注了他的“立人”思想，他对民间文学进行创造性运用的根源也来源于他的“立人”思想。不论是以民间传说故事或神话为素材，抑或是直接引用民间笑话、谚语、寓言、绍兴方言、俗语等，或是广泛采用民俗题材，都有深层的讽刺批判性。鲁迅对中国民众的命运是深切同情的，他看到民众所遭遇的苦难，也洞察他们的弱点与病态，当然也更理解造成他们精神上病弱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把批判锋芒指向毒害人民灵魂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封建思想的同时，更集中对农民及小生产者的弱点进行清醒地揭露与批判。他旨在“揭出痛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启发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重铸国民灵魂，实现“立人”，进而实现“立国”，因“立人”是立国的前提，自立而后立人，立人而后始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3]。这也是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的思想先锋性与人民性所在，引以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二、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
素材的创造性运用的表现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素材的创造性运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民间传说故事、神话为素材；直接引用民间笑话、谚语、寓言、绍兴方言、俗语等；广泛采用民俗题材。
1. 以民间传说故事、神话为素材
鲁迅从小受绍兴地方的神话、民间传说故事熏陶，并终生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收集、校勘。在他的《阿长与山海经》中，我们得知鲁迅从长妈妈的讲述中收获了许多新奇的故事，孕育了他对民间文学的热爱；从他的《社戏》中，我们得知鲁迅少年时代常常观赏社戏，有时还和孩子们一起在目连戏正式开演前扮演“义勇鬼”，参加目连戏中的“起殇”活动；神往于迎神赛会的盛举，十分留意于目连戏中穿插演出的民间故事题材的“落绣鞋”“跳老虎”以及“二丑”表演 [7]，这些都极大提高了鲁迅对民间传说故事和神话的兴趣。
在此方面运用最典型的是他的《故事新编》，鲁迅曾说，《故事新编》里的全部作品“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起死》，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补天》借用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神话故事为题材，突出女娲无私忘我的坚强毅力和牺牲精神。然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创造出来的人类，女娲赤身裸体，小东西却“累累坠坠的用什么布似的东西挂了一身”，竟然嘲笑他们的创造者“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 !”并且用一片物件刺女娲的脚趾。另外“遍身多用铁片包起来”的小东西，闹起了打仗，搞得天崩地裂，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日日夜夜地劳作，女娲消瘦了不少，累得“眼花耳响”，“上气不接下气”，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却“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终于，女娲劳累而死，他们却又在她尸体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这充分凸显女娲的伟大崇高与人类的失德忘本，同时讽刺批判传统文化对国人魂灵的腐蚀。女娲对她创造出的这些“小东西”的卑微猥琐感到“可怜”、“诧异”、“倒抽了一口冷气”。鲁迅正是以此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启发民众重铸国魂，达到“立人”的目的。
《奔月》讲述了嫦娥被逼无奈吃下了仙药西王母赐给丈夫后羿的两粒不死之药之后飞到了月宫，英雄后羿晚年在世俗琐事中却遭到亲人的背叛故事。用逢蒙的背叛恩师对现实中的某种人进行批判，同时后羿的英雄落寞情绪中多少有着作家自己情绪的投射。
羿曾经是世人崇拜的对象，是救世主的化身，射九日，扫荡了世间一切奇禽怪兽，然而当这些都归于平静，生活渐趋于正常，羿的价值却沦落为每天为食奔波，忍受嫦娥的黑脸和无止境的唠叨、不满，最后，妻子弃他而去，留他一人哀叹。生活的残酷、世俗在此暴露。《奔月》与《补天》有着同工异曲之妙，后羿与女娲一样，同样是拯救民众的英雄，他的价值却不被世人承认，又遭到妻子的离弃与徒弟的背叛。鲁迅用“戏谑”的笔调讽刺了世人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不能认清事实真相，从而在深层上达到启蒙民众的作用。
《理水》借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借古讽今，鞭挞社会的不公。富人们的锦衣玉食，都建立在老百姓的痛苦之上，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底层百姓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大禹代表着觉醒之人，他带领老百姓闯出一片新天地，但其实也在人的赞美之中、胜利得来之后，安逸的生活逐渐变成压迫穷人的富人之列了。文中还对大员、学者们进行了古今杂糅的描写，“古貌您”“OK”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殖民半封建地旧中国的洋奴。这篇文中，鲁迅先生不仅批判了统治阶层的腐朽，还指出民众的愚昧麻木，更批判了受资本主义影响的洋奴，笔触深刻，矛头犀利，可谓以笔为剑，一语中的。
2. 直接引用民间笑话、谚语、寓言、绍兴方言、俗语等
鲁迅的杂文中引用了许多民间笑话、谚语、寓言、绍兴方言、俗语等，短小精炼的文章中增强了讽刺意味。例如他的《说“面子”》一文中引用了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和别人炫耀四大人和自己讲话的笑话，人问他说什么话呢，他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2]”这则笑话讽刺了这人的“不要脸”，这人自以为“有面子”，可是这“面子”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又如《再论“文人相轻”》中的谚语“挂着羊头卖狗肉”，“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讽刺了近几年那些“以其所短，轻人所短”的人，主张文人不应该随和，应该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攻击着所非，而不管所非和所憎，这当然与鲁迅本人的性格特点相通。还有如《半夏小集》中的“无毒不丈夫”等谚语的运用。
《我要骗人》引用了庄子《涸辙之鲋》的寓言，写到“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相互忘却的好”[2]。可悲的是，我们不能相互忘却，却愈加恣意地骗起人来了。但作者深知骗人自己的心里不舒服，因此对读者发出感慨与歉意，算作是自己的一个答礼。
《随感录四十》中作者谈到爱情，说：“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 :“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2]”此处的语气词“咄”是绍兴方言。此外《随感录六十三》中：“人间很寂寞。我单能这样说了就算么 ? 你们和我，像尝过血的兽一样，尝过爱了。去罢，为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罢。我爱过你们，而且永远爱着。这并不是说，要从你们受父亲的报酬，我对于‘ 教我学会了爱你们的你们’的要水，只是受取我的感谢罢了，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2]”这里的“要水”也是绍兴方言的一种，绍兴人常说带水的方言词，此处的“要水”即要领，主旨之意。还有《社戏》中的“罗汉豆”指“蚕豆”，也是绍兴特有的称呼。《这个与那个》中广泛运用了俗语：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2] 文中讽刺了中国人惯有的中庸思维，认为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3. 广泛采用民俗题材
鲁迅先生深切关注人民的生活，开创了农民和知识分子两个题材，并且对农村妇女形象予以很大的关注。他的小说以“民”为中心，深入批判国民劣根性，同时广泛采用民俗题材，将人物形象放入一定的环境背景中，结合所处时代的民俗民风，展现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
《祝福》开篇即以年俗祭祀的民俗展开，人们忙着准备“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事，致敬迎神，以求得来年一年的好福气。接着又说到鲁镇的婚嫁风俗，可怜的祥林嫂，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下人们所说的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然而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出去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惨死街头。可见，“鲁镇”的民俗文化不仅在精神上压抑着祥林嫂 , 也在经济上剥削着祥林嫂， 最终把她推上穷困潦倒的死路[6]。“鲁镇”的民俗文化是扼杀祥林嫂这样一个可怜无助的劳动妇女的罪魁祸首 , 所以 , “鲁镇”社会的民俗必须被根除。
《风波》围绕一场“皇帝又要坐龙庭”而引起的剪辫与复辟风波，揭示了革命后农村的停滞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愚昧和精神麻木，如果说辛亥革命以前华老栓一家对夏瑜鲜血的亵渎是出于愚昧和对革命者流血牺牲的愚昧无知，那么多年后，七斤一家在赵太爷“没有辫子，该当何罪”的威慑下而流露出来的惶恐，则是更深层次上揭示辛亥革命的实际效果：中国封建社会旧制度并没有被摧毁，而在这个旧基础上培养出来的封建意识形态和落后愚昧的精神，并没有被消灭。而文中除了“辫子”风俗，还谈到了“裹脚”“起名字”的民俗。人们惯以孩子刚出生时的体重来给孩子起名字，生下来七斤重便叫“七斤”，生下来九斤重便叫“九斤”，所以有了“七斤”“九斤”等小名。“裹脚”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流传已久的陋习，是封建的伦理思想对妇女的束缚。人们对自己的脚和头发都没有自主权，起个名字又显得那般随意，可见，封建思想束缚下的民俗对人们的“教化”有多么令人窒息。
《故乡》中同样提到了祭祀和起名字的民俗。文中提到“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工；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5]这里提到的“祭祀讲究，供品多”等可谓是鲁镇传承已久的民俗活动，所以非常重视，怕祭品被偷，派闰土来管。而闰土名字的来源是他是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因为旧时的民俗说法：人的生辰八字要五行俱全，才吉利；五行缺土，不吉利，补救的办法是，用土或土字作偏旁的字取名，这也体现出一定的迷信意味。文章结尾处提到闰土和“我”要香炉和烛台，这与他的一句“老爷”所显示出来的精神麻木相照应，表现出他在无出路中把命运寄托于香炉以及烛台的迷信愚昧，这也是作品最震撼人心的地方。
三、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
素材创造性运用的意义通过对以上作品的分析，可以得知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了广泛运用，他对民间文学中所体现的消极的东西进行了锋芒毕露的批判和讽刺，对国民劣根性所表现的愚昧落后、麻木不仁进行痛斥，其终极目的都是为拯救国民灵魂，启迪蒙昧，实现“立人”，进而实现“立国”，使国家傲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戕害，他弃医从文，以文为剑，旨在将人们从几千年束缚下的铁屋子中呐喊出来，他笔锋犀利，将国民的弱点与病态进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与批判，然他关注国民大众，当然离不开对民间文学素材的创造性运用，其意义是为实现他的“立人”思想而服务。不管是他的小说《孔乙己》、《祝福》、《风波》、《故乡》，还是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抑或是他的杂文，都有着对国民灵魂的审视，主旨都离不开“立人”思想，“立人”是鲁迅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先生魂之梦萦的理想所在。鲁迅先生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与坚守，真正关注“人”本身，希望国民能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使人活得真正像个人，为此，他做出了卓绝的努力与不懈奋斗。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五四思潮中掀起一股浪潮，从而结束了一个封建时代，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现代化的新时代。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批判国民劣根性，否定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启迪国民实现个性解放，探索社会解放道路的作用，而且在如今现代化发展的新世纪之交，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依然是激励一代代青年奋发向上、不畏失败的指路明灯。所谓“少年强则国强”，青年一代有理想，国家才有希望，因而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又是现代化教育的科学依据。
小结
鲁迅先生一生秉承立人思想，真正关注“人”本身，因而他深入国民大众，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从而对国民性的弱点与病态进行深刻的揭露与讽刺，旨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发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真正活出人本身的价值，从而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具体来说，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创造性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以民间传说故事、神话为素材，例如《补天》借用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进行改编，以女娲的伟大崇高对比讽刺人类的猥琐失德；《奔月》改编自后羿射日的传说，写了后羿归于世俗生活的琐屑，又遭受嫦娥的离弃与徒弟逢蒙的背叛，讽刺了那些忘恩负义的人；《理水》借大禹治水的传说，赞美了像大禹般默默奉献的伟人，同时讽刺了大员、学者们的崇洋媚外、欺压百姓的丑恶行为。其次是直接引用民间笑话、谚语、寓言、绍兴方言、俗语等，这在鲁迅的杂文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说“面子”》直接引用了一个小瘪三夸耀四大人和自己说话的笑话，《再论“文人相轻”》中运用谚语“挂着羊头卖狗肉”，《我要骗人》引用了庄子《涸辙之鲋》的寓言等；此外，鲁迅先生还广泛采用了民俗题材，例如他的小说《祝福》中的年终祭祀和婚丧嫁娶民俗，《风波》中的“辫子”“裹脚”“起名字”的民俗，《故乡》中同样提到的祭祀和起名字的民俗等。
总之，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素材进行了广泛的创造性运用，目的在于批判国民劣根性，重铸国民灵魂，实现“立人”的伟大理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从而助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推翻封建思想王朝，开辟了一个自由解放的崭新时代，直到今天，依然激励青年一代做积极奋进的新青年，与现代化教育改革中提倡的“立德树人”相契合，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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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徐美恒 . 论鲁迅小说中对“鲁镇”的民俗描写 [J]. 天津 :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文学院 ,2016.
[7] 王文参 . 五四新文学的民间文学资源[J]. 兰州 : 兰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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