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变与文创全球发展趋势
《文化产业导刊》2020第3期
《全球化新变与文创全球发展趋势》
作者：意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球化新变与文创全球发展趋势》
作者：意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
全球化的新变化势必影响全球创意经济的走向
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指全球层面不同的人、经济、文化、政府、环境和其他各种网络间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1]。这一过程自上世纪 60 年代晚期开始，是一个由西方发端的全球化的世界体系的构建过程，也是一个由美欧主导的西方中心的全球格局。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一个标志性节点，此后 20 年，中国多数行业正式进入全球同步轨道，纳入真正全球化的发展语境，利用新一轮全球化产业转移的机遇，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通道。但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文化产业”、“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方面冲击了中国文化[2]。此前的 2000 年 10 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刚刚在“十五”计划中加入关于文化产业的内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中国进入全球化发展轨道基本同步。20 年前，学者们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因素有四个判断：需求结构变化的刺激；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拉动；改革的启动[3]，其中三个推动因素都是指向内因的。经过 20 年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一判断仍旧没有过时。立足于上述两个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描述，我们可以来观察全球化进程的变化对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已经和可能发生的影响。全球化的文化产品就是在“产品中嵌入独特的‘故事’”，并且加入全球竞争。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弯道超车似乎成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可靠选择。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在印度尼西亚创立了印度尼西亚创意经济所 (BEKRAF)，他就认为：“如果我们在高科技领域去跟德国或者中国竞争，我们肯定输；但在创意经济领域，我们还是有胜算的！”[4]早在 2008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就发起了“创意非洲”，希望帮助非洲大陆人民通过创意经济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5]。“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简称文化多样性）就是发展中经济体发展创意经济的抓手，也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发展中经济体大多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和特色。这些文化元素已经在全球市场的文化产品中找得到痕迹了：音乐、图书、表演艺术、工艺品、游戏、建筑、时尚设计和视觉艺术等[6]。
全球化的变化在近年来悄悄出现：国际形势一直发生变化，保守主义抬头，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受到极大挑战。国际层面，英国脱欧，美国第二次宣布退出它参与创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且接连宣布退出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全球化的生产与供应链在主观政策影响外，被动地被黑天鹅事件或局部或整体地割断，恐在中长期都会经历调整。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这一全球化 / 反全球化的过程密切相关。文化创意产业既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也与反全球化的危机丝丝相连。联合国机构致力于推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又特别表明它是立足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多样性的基点的。这就带来了发展过程中的悖谬现象：全球化推动了发展中国家文化创意产业走向全球的历程，但全球化又抑制了发展中国家自身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致使联合国教科文 15 年规划沦于失败境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悖谬性地既成为全球化进程第一个分割点，也成为文化创意产业“逆势上扬”的标志性节点。而自此以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冲击，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件密集发生，ISIS 的兴起、欧洲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的表现、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见当选为美国总统、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紧张局势、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2015 年 1-10 月全球共出台了 539 个贸易保护政策，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值[7]。2016年甚至被称为“超现实”（surreal）的一年，[8]以表达这一年发生的各种事件给世界带来超出想象的震动。这一切在 2020 年达到了一个高潮，美国在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年后，又正式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还扬言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世事变化的无常，全球化受阻从趋势变成了完全无法回避的现实。
文化创意产业虽然部分进入了全球化，但它从本体上更是在地的，本土的，是文化多样性政策所支持的对象，是联合国推出的应对全球化侵蚀——逆全球化的策略。正是由于全球性文化贸易的迅猛发展，令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文化的本土政策问题。但文化多样性的评估方式为国际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这又是高度依赖全球化的。
经济全球化并没有给所有国家和社群带来福祉，反而扩大了国家与国家、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均。在传统全球化体系下，获得收益的始终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沦为廉价的代工厂和资源供应地。由此导致了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抢走就业机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空间被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不公平国际规则挤压和褫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认为，全球化本身没有问题，只是游戏规则错了，应该由各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管理经济[9]。正如很多人都认可的，全球化更多的是改变人们的预期而不是能力。
新技术的发展以各种方式影响全球文创的面貌
数字技术的发展，创建了新产品和服务，也通过提高生产率或降低与传统商品和服务流相关的成本，扫清障碍，间接上增加了传统行业的价值。目前谈论较多的数字技术包括互联网、人工智能（AI）、增强和虚拟现实技术（AR / VR）、数字平台和区块链技术。
华为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数字溢出”（digital spillovers），分析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价值，认为过去三十年中，数字技术投资每增加一美元，便可撬动 GDP 增加20美元;而1美元的非技术投资仅能推动 GDP 增加 3美元，数字技术投资（ROI）的长期回报率是非数字投资的 6.7 倍[10]。另一项对中小型企业的研究估计，互联网是就业的净创造者，互联网技术每取代的一个人工岗位，会额外创造 2.6个工作岗位，密集使用互联网的公司有效地使平均就业机会翻了一番[11]。尽管因为这项研究成果发布于 2011年，以至于有人开始质疑，考虑到技术的发展速度，接近 10 年前的判断是否仍然适用于当下的互联网使用环境。在目前来看，对于互联网与就业在当下的关系还没有出现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被人们广为谈论的几种技术中，对文化产业的影响都各不相同。比如人工智能改变着创意内容的价值链，通过学习和分类用户的偏好来帮助创作者更有效地将内容与受众匹配，从而使提供商能够推荐专门定制的内容。人工智能被用于创造创意产业的内容，包括音乐，艺术，时尚和电影，大幅降低专业门槛和成本，增强用户体验。同样热门的增强和虚拟现实现阶段主要应用于改变故事讲述和体验内容的方式，在文创领域主要作为吸引用户的手段。真正从制度上影响创意者和创意生产的是平台经济和区块链技术。平台经济重新定义了创作者，发行者和技术公司之间的关系。头部内容提供者占据了大部分的流量，技术平台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发现内容的方式。平台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参与内容创作的决策过程，承担起远超一家技术公司应该和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针对这种新动力的治理框架至今仍是在全球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区块链技术对创意经济的影响也被看好，因为就目前所知，区块链具有改变艺术家对其作品的控制权的潜力，尤其是薪酬，生产权，第三方货币化和创意作品的数据传输等。
在应对新技术应用蜂拥而至的形势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差距。发达经济体的文化创意部门发展主要面临着积极推动传统行业在数字时代的转型。比如欧盟推出多种计划努力赶超数字发展节奏，在本世纪初已经意识到数字时代来临将会带来的巨大变革，早在2000 年就推出了 eEurope 行动计划，又在 2005 年推出了 i2020 计划。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政策：2010 年的“欧洲数字议程”；2015 年“欧洲数字单一市场战略”；2017 年的“迈向数字贸易战略报告”；2018 年连续推出了“数字经济公平税收”和“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些政策都指向严格隐私和竞争规则下的数字单一市场建设。2019 年，欧盟还宣布出台一批诸如对通用数据或专有数据开放使用或限制收费的新规；制定对欧洲公民逐步开展数字技术使用和技能发展培训的规划；要求相关机构加强对企业和公民的数据服务[12]。
过去几年主流观点认为，在价值迅速向先行者和勇敢者转移的时候，欧洲落后于其他地区，比如美国。美国看重积极推动数字贸易（digital trade）发展，对他们来说，任何产业的公司通过互联网来提供产品与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如智能手机和互联网传感器，都属于数字贸易。
而发展中经济体就很难总结出上述清晰的目标与脉络，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看似铁板一块。由于经济基础非常不平衡，各自关注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差距太大，很难总结出共同的特征。只能说，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呈现多元特征，创意经济在政策层面受到高度重视。在这之中，新技术带来了很多跨域式发展的想象，但更多地区还只能按部就班逐步发展经济和创意经济。
2018年5月，大英百科全书增设了“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的条目，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预示了将在 21 世纪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动荡。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数字革命）的结果导致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的基础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主要由数字，生物和物理创新的融合所驱动。”[13]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改变了个人和社区的生活、工作和互动方式，网约车和网购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带来了更快、更广、更深的改变。根据华为的预测，到 2025 年，产业互联网崛起，各行各业融入数字化、智能化进程，数字经济占比将高达 24.3%[14]。从深层次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创意经济的三种范式[15]：
1、商业准入门槛降低。传统的创意内容，如音乐、电影、电视与文学被数字化创作、分销与储存。数字格式使得创意内容产品的创作者成本降低，可以帮助他们更方便地扩大和投入。对于消费者的体验来说，商业介入程度更深，通过人工智能和基于数据分析的机器学习，更容易服务到特定的消费者。
2、跨界发行。互联网无边界的本质使创意和商业可以不受过去地理或财务限制接触到更广泛的顾客。商业跨国和跨地区变得更容易，基于云技术的应用允许企业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获得商业机会。遍布全球的顾客能够以数字方式获得创意产品，也会反过来逐渐影响这些创意产品。
3、消费者获利。消费者的选择变得更多、更便捷、更便宜。如今的消费者只要有了手机，就可以摆脱对收音机和电视的需要，直接在手机上听音乐或者看电影。技术也越来越好地回应了消费者的一些关注领域，比如评分、家长控制和欺诈提醒等。
尽管有许多积极的数字红利，但在整个人群中也可能产生负面和不平衡的结果，例如非熟练工人的流离失所，有无互联网访问的公司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某些人使用互联网建立垄断的可能性[16]。尽管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为提高效率和扩大收入，更快地创新，开拓新市场并获得其他收益提供了机遇，但随着供应链，劳动力市场和某些行业的中断，新挑战也随之出现。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参考而不是照搬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验，认识到我们的部分发展优势来自人口红利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对于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成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也要提前准备，积极引导，放大红利，规避风险，发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社会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作用，实现快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Brown, Garrett W., and Ronald Labonté. "Globalization and its methodological discontents: Contextualizing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study of HIV/AIDS."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2011, 7(1):1-12.
[2] 张晓明：《拓荒者的足迹：中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十年路径与政策回顾》，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
[3] 同上 .
[4]Gu, Xin (2018 Nov. 19). The new kid on the block – Indonesia is pushing for “creative economy” with a mission for social impact. Monash University. 网址 : https://arts.monash.edu
[5] 在笔者前往日内瓦参加的 2008 年“创意经济与产业发展高级别小组会议”上，“创意非洲”就作为要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十二届大会上启动的重要 议程进行了详细论证 . 笔者还在会上介绍了当时中国阶梯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北京等主要大城市的发展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本提供给与会各发展中经济体参考 .http://www.lacult.unesco.org/docc/Boletin_7_UNCTAD.pdf
[6] 意娜：《论“文化多样性”理念的中国阐释》，《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
[7] 郑宇，“靠什么拯救全球化？”，《文化纵横》，2016（12）.
[8]来自韦氏词典2016年度词汇.网址：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words-at-play/word-of-the-year-2016， 访问日期：2016 年 12 月 21 日 .
[9]同上.斯蒂格利茨曾经在2003年出版《全球化及其反对者》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6 年 出 版《 让全 球 化 运 转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专门讨论全球化问题 .
[10] 华为、牛津经济研究院 (2017). 数字溢出 : 衡量数字经济的真正影响力 . 网址 : https://www.huawei.com
[11]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1).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网址 : https://www.mckinsey.com
[12] 郑宇，“靠什么拯救全球化？”，《文化纵横》，2016（12）.
[13] 来自韦氏词典 2016 年度词汇 . 网址：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words-at-play/word-of-the-year-2016， 访问日期：2016 年 12 月 21 日 .
[14] 同上 . 斯蒂格利茨曾经在 2003 年出版《全球化及其反对者》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2006 年 出 版《 让全 球 化 运 转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专门讨论全球化问题 .
[15] 华为、牛津经济研究院 (2017). 数字溢出 : 衡量数字经济的真正影响力 . 网址 : https://www.huawei.com.
[16]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1).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网址 : https://www.mckins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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