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修缮建筑本体也要保护文化内涵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不仅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家建筑群，还拥有数量巨大的各类古建。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北京市有3840处。

 

　　近年来，北京对古建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完成了多处文物古建的修缮工程。“京西小故宫”万寿寺迎来百年大修，正阳门箭楼修缮后亮出真容，鼓楼修后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重获新生的古建，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古都北京的魅力，领会其中的文化内涵。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最近五年，北京市累计投入文物保护资金近百亿元，相继实施几百项文物修缮和环境整治工程，对近百处文物进行保护性腾退，文物保护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文物保护质量监督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大运河、长城、故宫、颐和园、十三陵、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7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展示水平不断提升，全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增加至135处。北京市圆满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国有可移动文物501万件(套)，新发现、新认定文物藏品总数160万件(套)，均位居全国第一。

　　从业三十多年，王玉伟见证了北京文物保护的发展，文物保护重心从“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保护”。他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原处长，也是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库成员，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修缮及管理。“后来者”张涛参加工作18年，主持了云居寺石经洞抢险保护工程、正觉寺大殿台基抢险保护工程、五塔寺金刚宝座塔抢险保护工程等，他用科技手段为古建筑延年益寿。

　　北京古建有何特色，古建应该如何修缮，“预防性保护”如何进行，文物保护与利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对此，新京报记者对话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专家库成员王玉伟、北京市考古研究所科技保护研究室主任张涛。

　　“北京古建保护力度不断加大”

　　新京报：你对北京古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张涛：北京保留着很大体量的典型官式建筑，这些建筑的修建技艺达到了很高水平，也是北京的显著特色。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天坛东门旁边，小时候会跟着家长去天坛遛弯。那时候，我看到圜丘和祈年殿，会忍不住感叹古代建筑的雄伟壮观，并立志保护它们。没想到，长大后真的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也算是圆了当年的梦想。

　　新京报：关于古代建筑，北京有哪些特色或者独特优势？

　　王玉伟：第一是规模大，建筑等级高，北京文物建筑总面积位于全国前列；第二是皇家建筑多，王府官式建筑比较多，晚期的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例如恭王府和皇家园林等；第三是北京目前有七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世界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城市之一；第四是北京拥有保护状况最好、最完整的古建，相关人员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在上面；第五从管理上来说，北京古建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相关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新京报：这些年，北京市文物保护的重点有何变化？

　　王玉伟：北京市政府对文物保护的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从2000年开始，每年由市财政拨款1.1亿元，用3年的时间使北京市文物的险情全部得到缓解。2003年，北京市又启动“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大批的古建筑因此得到修缮。随后，北京市又实施中远期保护计划，古建保护进入了良性循环。近十年来，北京市的文物保护体制不断完善，保护重心逐渐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新京报：请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预防性保护”？

　　张涛：针对古建筑倒塌或存在肉眼可见病害的修缮，属于“抢救性保护”。而“预防性保护”会将所有的文物纳入预防性保护体系，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处理。这种提前的保护措施，可以有效地将严重的病害扼杀在摇篮里，减少建筑落架大修、调顶大修等情况。目前，“预防性保护”已在全国先进保护地区进行推广与应用，北京市走在了全国领先行列。

　　新京报：“预防性保护”的原则是什么？

　　张涛：在保护古建方面，我们秉承三个原则。一是长期坚持。古建的检测保护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需要经过多年的检测数据，才能发现古建的病害变化趋势。二是使用无损或者微损检测。如果使用的检测手段伤害到文物本体，那是绝对禁止的。三是对于周围的环境和人员不能有害。我们在筛选检测设备时，会考虑到周围的游客等，不使用有害的检测方法。

　　新京报：在保护过程中，会不会借助一些新科技？

　　张涛：近些年，北京市古建保护技术突飞猛进。以往工作人员只能通过肉眼判断古建情况，看不见建筑内部的缺陷，因此存在安全隐患会造成突发危险。例如，老工匠只能用锤子敲击，来判断木柱、木梁内部的糟朽与虫蛀情况，但容易存在漏敲、无法知道具体糟朽面积等问题。

　　而“预防性保护”会引进大量先进的科学仪器作为支撑，例如微钻阻力仪、应力波、雷达、红外热成像仪等仪器，可以将古建筑的病害程度量化、病态勘查精准化。例如，使用微钻阻力仪，类似于将一根针从古建本体探进去穿过，最后通过仪器呈现的图谱，就能看出木构件里的糟朽面积占比，直接算出有效截面积。随后，工作人员可以判断古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病害判断效率因此提升了很多。

　　新京报：关于“预防性保护”，未来还有哪些进步空间？

　　张涛：第一，在国家层面，建议多出台相关的政策与法规，从制度层面给予古建的保护与利用更多支持；第二，在科技研发层面，预防性保护与无损检测都需要尖端的仪器设备，希望国家科技部、国家文物局等机构能提供相关课题经费的支持；第三，在人才层面，目前从事文保工作的专业人才较少，而且大部分只会修缮古建，不会做预防性保护，希望将来能培养更多相关专业人才；第四，在标准制定层面，现在更重要的是制定标准、开展培训，把整个行业带动起来，才能引导、教育更多的人去做文物保护。

　　“以保护为前提，适度利用”

　　新京报：你觉得古建筑蕴含的价值主要有哪些？

　　张涛：一方面，我觉得古建筑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灵魂和载体，反映了建筑当年的科技水平，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都非常高。尤其是在过去生产力不强的情况下，人们能建造出受力性能如此稳定的高大建筑，十分了得。另一方面，古建筑蕴含了传统艺术之美。很多古建的纹饰图样都有美好的寓意，这在宣传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新京报：关于古建保护，未来可以加大哪些方面的投入？

　　王玉伟：第一是人才培养，古建保护的人才不能断代。第二是加大宣传，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还需要提高，专家和一线人员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入。我特别赞成文化遗产保护日的宣传要走进学校、走进机关、走进部队，让更多人了解文物保护。第三是敢于接受新技术新理念，不要过于保守，要创新发展。文物保护理念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不要停止，要接受新的事物。不可移动文物要活起来，还需挖掘其内涵，了解它们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的作用，讲述它们的故事。

　　新京报：在古建的保护与利用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玉伟：以保护为前提，可以适度利用。在文化保护与利用方面，要把握好度，要以保护为前提，宣传教育为主要目的，要防止不利于文物保护的过度利用。文物保护要“不改变原状”，不仅要保护建筑本体，还要保护建筑承载的文化内涵。我们保护文物有两个目的，一是保护精神财富，就像长城象征一种精神力量，能起到凝聚力的作用；二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营造技艺也需要传承，不能丧失。此外，保护思路也要打开，对古建周围的历史环境也要进行保护。例如，游客去颐和园，除了看建筑和文物，也会欣赏优美的环境。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金芷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