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高大伦教授

高大伦 　　张武昌绘

3月31日，工作人员在河南南阳黄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作业。 　　高 嵩摄/人民图片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出土的琉璃瓦当。 　　国家文物局供图

湖北云梦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的扁壶。 　　资料图片/新华社发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南陵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国家文物局供图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 　　国家文物局供图

　　2021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迎来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还被称为“考古大年”，这一年全国各地经过审批的考古发掘有1700多项。2022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6项“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些发现填补了研究空白，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文明风采，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就此，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三星堆研究和公共考古专家高大伦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提出：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高大伦，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秦汉考古、博物馆学。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编著20余部著作。代表作有《夏史物证》《古玉器中所见远古文明信息举例》《尹湾汉代木牍〈集薄〉户口研究》《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等。领导了2005—2006年赴越南考古发掘，组织主持了2003—2018年三星堆遗址调查、发掘、保护规划和2016—2018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三星堆考古、公众考古、博物馆策展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研究和实践。

　　

　　“考古热”彰显文化自信

　　记者：这些年来关心我国每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人越来越多。去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地方媒体长时间多次直播，一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满城争说三星堆，不懂考古没文化”的氛围。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高大伦：这是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曲解，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仅就今年的参评项目而言，首先，不但文物精美，而且数量庞大。如三星堆祭祀区，当年只发掘两个坑，出土文物就已经惊动天下。我们一直坚信还有坑并极力寻找，但没想到会发掘出6个装满精美文物的大坑。又如，陕西阳陵陪葬坑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而西安江村大墓又再现了阳陵的那一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参评项目学术含量高。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湖北云梦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帝国的文明一开始起点就很高。江西樟树战国墓、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群则表现出中华文明的复杂多样。

　　考古大国当之无愧

　　记者：大家知道，近代考古学18世纪末起源于西方。当西方学者在埃及、两河流域、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地大肆挖掘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时，中国田野考古尚未起步。然而，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考古大国。抚今追昔，放眼世界，从近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来看，您认为中国考古具有哪些特点？

　　高大伦：“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发来的贺信，令全国考古工作者备感振奋。

　　我们把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之年。但真正由中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则是始于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当时之所以选在殷墟，就是希望通过科学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文化，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踪。殷墟发掘很快就达到目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考古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路径的重大使命，直到今天始终坚持着这一理念。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考古机构和考古学者们转移到大后方以后，仍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四川、重庆、甘肃等地继续进行资料整理和调查发掘。除了少数几个重要考古发现外，中国绝大多数重要考古发现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时，几大文明古国的考古大多已走过了发现的黄金时期。国内外公认，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迈入考古的黄金时代，但连续不间断的大规模发掘则是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如果说之前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的铂金时代。

　　从这30多年来评出的300多项考古新发现来看，我们会发现：第一，重要考古发现涉及地域广阔，东起黑龙江省、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今年就有两自治区考古项目入选十大新发现），北起阴山两侧，南到南海之滨。这些项目地域分布之广、地形之多样、气候环境之复杂，是其他几大文明所不具备的；第二，考古年代上至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下到清代，个别延伸到民国时期，时间跨度很长；第三，考古发现种类繁多，既有农业起源、动物驯化，又有陶器、玉器、铜器、铁器作坊，还有城市、宫殿等诸多文明起源的实证。在文明早期，既有往文明中心汇集，又有向文明四周扩散的文化互动大量例证；既可见到走向大一统巅峰汉唐时期的许多代表性遗址，也可见到各时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中华广袤大地的剧烈激荡或徐徐融合。最近十多年，宋元以后的许多发现（如瓷窑、沉船、酒坊、官衙）也评上十大考古发现，这唤起了对晚期文化遗存的关注，也丰富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在中华大地上，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明清将近1万年的漫长岁月，考古人以手铲为工具，一铲一铲地将我们祖先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逐一揭示出来。在没有文字的文明早期阶段，考古工作者让遗迹遗物说话，尽力从发掘中找到更多的信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让历史更生动鲜活。有专家说，那么多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仅靠考古资料就可以写出一部既有宏大叙事也有细微观察的“中华大通史”。环顾全球，恐怕难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吧。我认为，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考古大国。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您对此怎样理解？

　　高大伦：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务，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发表过真知灼见。

　　我的理解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者是互相联系、不能割裂的。中国考古已经有百年历史，教育、科研、管理自成体系，队伍庞大，田野发掘点遍布广袤大地，遗址时代纵贯万年，出土文物标本数以亿计，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成就早已被世界关注，应该好好总结其成功的经验。

　　先说考古学的中国特色。

　　考古工作由国家主导、有长远规划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体现国家顶层设计、每5年编制一次的文物考古规划已连续进行了快70年。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起，国家考古就是以基本建设工程考古为主，这是我们的又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建设是国家的主要和重点工作。所以，文物管理部门确立的文物工作方针在考古方面来说是以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为主。为此，立即让大学办考古培训班，各省很快成立文物工作队（考古院所前身），从湖南和四川两地拉开了大规模基建考古的序幕。基建工程考古一直延续到今天。早期是公路、铁路、大型工厂、农田基本建设，后来是大型水利工程、城市改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基建考古发掘占了考古发掘总面积的95%以上。由于建设是在全国全面铺开，所以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从中央到省、地、县都陆续成立了考古机构。又一特色是，考古发掘从来不以“挖宝”为目的，几十年咬定大目标——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发展过程及特点的探寻。从早期的殷墟发掘，到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乃至正在进行中的“考古中国”都是围绕这一主旨。

　　次谈考古学的中国风格。

　　在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原则背景之下锻炼成长起来的考古队伍，一开始就有浓烈的中国风格。这种风格可以用高、快、全三字来概括。高，即田野考古水平高。因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基建考古发掘，锻炼出了一批考古调查发掘水平极高的队伍，能胜任各种复杂地形、丰富文化堆积遗址的调查发掘；快，即发掘工作进度快。据我所知，国家大型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工程都能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全，因为是基建考古为主，很多考古机构是遇到啥挖啥，有的考古队员昨天刚结束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今天又被派去发掘唐宋墓甚至清墓，角色转换很快。此外，有些考古工作者还参与编制文物保护规划，提出文物展示利用方案，堪称全能型选手。

　　再谈考古学的中国气派。在制度加持下，我们的考古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重大发现从发掘、整理到展示统一协调，整理成果早发表，博物馆快建成。马王堆出土文献和云梦秦简的整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都不超过5年。

　　中国气派体现在大型基建工程中的考古大联合、大协作。如三峡库区考古工程、南水北调考古工程，这些考古工程勘探发掘面积数百万平方米，涉及数省，调集全国数十家考古机构集中会战，都能在限定时间内高效完成，反映了考古队伍很高的业务水平和领导单位强大的管理协调能力。又如，制定具有全国总结性、能带动全局业务提升的指导性课题并努力实施。由国家制定集中全国相关机构专家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再如，为申遗工程特别设计考古项目。为高句丽、大运河、丝绸之路、良渚等遗址申遗而组织的考古工程，定向作业，成效卓著，令国内外对中国考古刮目相看。再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考古出土文物不断漂洋过海，走向世界。以考古出土文物为主体的一系列大展特展，如兵马俑展、三星堆展、青铜文明展、瓷器展、长城展、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汉唐文明展，每到一地，观者如潮。在国内，考古出土文物支撑起了大多数博物馆的展厅。

　　中国气派还表现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考古迅速走向世界。当前，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大量联合考古项目。

　　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记者：文明需要互鉴，文明研究也需要互鉴。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认为如何进一步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

　　高大伦：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这个中国方案就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首先，我们要对过去百年来的中国考古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总结。百年考古，我们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借鉴学习到自成体系，有许多需要总结的地方。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接下来要做的，是早日形成中国自己的考古理论方法、技术体系。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是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直接搬过来套用。但已经壮大起来的中国考古学，面对的可能主要是与其他古文明起源形成模式和发展路径不同的遗存，发掘、观察、保护、整理、研究、利用都可能需要新的理论方法指导和新的技术手段。在研究方向上，要更大胆地将考古发现和丰富的历史文献相结合；在具体结论上，要吸收多学科方法成果，更小心谨慎地求证。

　　其实，以上方面，中国学者早就在努力探索。比如考古学文化命名：年代框架、区系类型和“重瓣花朵”模式的构建；从文化到时代的认知；从聚落-酋邦-方国-王国到帝国；关于文明发生时间的提前、文明起源的新因素、文明综合特征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和研讨。以上研究都引起了国际注意。热切希望更有前瞻性和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早日诞生在中国。

　　要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行动开展国际合作。中国考古人要更多地走出去，也要把更多优秀的国际考古专家请进来。走出去，主要是到周边国家考古，到几大文明发祥地考古。考古是实证科学，亲自参加田野考古得到的资料和获得的感受和没有参加的大不一样。发掘国外古遗址也可以启发和促进我们的考古工作。请进来的目的也是一样。文明需要互鉴，文明研究也需要互鉴。走出去，会拓展考古学家视野；请进来，会让国外同行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工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新时代考古人才应该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更深厚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国际视野，既能从中国看世界，也能从世界看中国。

　　回顾考古百年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考古工作者经受了考验，严格遵循职业操守，兢兢业业为事业奋斗，共同创造出中国考古事业的辉煌。事业的传承尤其需要加强对青年人的考古伦理道德教育。几代学者积攒起来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未来建成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一定是风清气正的中国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