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再发现

       北魏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文成帝下诏，以“沙门统”昙曜为主事者，在武州山体之上开凿出规模宏大、气势雄浑的5座大像窟，即后世所称的“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昙曜五窟”开凿在今天的云冈石窟西区东侧，这里自然断崖较高、斩山工作量较小，是云冈石窟区最利于石窟开凿的地段。图为今日第20窟全景，可以清楚地看出左侧空缺的西壁立佛原始位置。

　　

　　研究者依据考古发掘出的残片，对第20窟西壁立佛碎块拼对组合初形。

　　

　　未完成的杰作

　　云冈石窟保留了一些未完成的造像。现在，研究者从这些未完成的造像中推断云冈造像的开凿工序、洞窟的开凿次序，进而深入讨论云冈主要洞窟与当时社会背景之间的联系。这对于题记保存较少的云冈石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这是未完成的第13-29窟西壁菩萨面部（粗坯），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用以标识发髻、眼、鼻尖雕刻位置横纵辅助线。

　　

　　云冈石窟第1至3窟前的古道上至今仍留有深深的车辙印。在世界遗产的视角下，云冈研究者开始从“文化线路”的视角新增添了对自身资源的认知。记者 齐欣摄

　　

　　茶胶寺位于柬埔寨吴哥城胜利门外，是阇耶跋摩五世国王为自己建筑的国寺。现存遗址占地面积约4.6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占地面积超1.3万平方米。茶胶寺建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可能坐落于一组规模庞大建筑组群的中心位置。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包括建筑本体保护修复、石刻保护、展示中心建设和环境整治。其中建筑本体修复涵盖26个修复点。图为中国援外考古队正在修复其中的庙山五塔。

　　

　　古人如何建造规模宏大的石窟？云冈窟群中的大窟开凿用时一般在6至8年，多者可达9年以上；中型洞窟开凿一般用时在3至5年；小型石窟则多利用大型洞窟的斩山崖面或修整自然断崖开凿，一两年内即可完成。研究者复原了著名的第3窟开凿的过程。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冈石窟考察时的讲话（2020年5月11日）

　　古老石窟的新发现

　　迈进石窟的那一刻，人们通常会经历一次震撼，难有例外。

　　世纪之交，中国的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在3年内接连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1987年率先成为文化遗产的莫高窟一起，这些记录了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以及人类文化交融的宏大工程，全都令人信服地具备了成为世界遗产最难被认定的第“i”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

　　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5世纪，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第二个繁荣期的杰出例证。

　　与成为世界遗产同步，深入、系统地保护与研究工作也随即展开。约1600年前，云冈石窟前后经历60余年的营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但是相关文字记载并不丰富。我国早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多在建筑、雕塑、史学和宗教领域进行探讨。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将云冈石窟的研究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全面系统探讨石窟分期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其研究思路、方法、依据的材料和基本结论都形成了自身特点。中国学者逐渐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核心力量。

　　与此同时，基于世界遗产视野寻求云冈石窟与世界的关联，也成为重要而明确的研究方向。研究者关注世界范围内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通过促进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当代的交往融合，进而判读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意义、世界意义并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一起，将这些细节传递给全社会。在真实、完整原则下，云冈研究者已经逐步接近再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云冈石窟的恢宏景象：“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这些在微观和宏观领域不断扩展的认知，事实上是在重新“发现”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北魏统一北中国之后，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兴造的一处大型石窟群。它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是艺术的经典”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也是云冈石窟考古专家。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阐释好、展示好，让广大观众感悟好经典的永恒魅力。实现从景点、景区到旅游目的地的转变，让云冈石窟成为一个新的文化高地。”

　　许多谜底逐步解开

　　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云冈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研究方法与领域逐步拓展。中国学者从遗迹现象出发研究当年石窟工程规划；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关注以前忽略的洞窟开凿相关工程遗迹，结合最新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考察和复原石窟工程的实施过程；通过实验考古等新方法，模拟古代凿山取石、开窟造像的实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

　　云冈造像多基于砂岩雕琢。这里的砂岩夹有泥岩、砂质泥岩；其特点是强度较低，易于雕刻的同时也极易风化。于是坍塌、风化与盐渍就成为云冈石窟的主要“杀手”。20窟造像是来到云冈的游人们一定会合影留念的打卡地，但是，细心的观赏者可能发现，这一组造像“好像少了点什么”，西壁明显空缺。依据近年来的研究综合研判，专家们提出这是因为第20窟所在区域砂岩夹杂软弱岩层，第20窟外壁和西壁立佛可能在建造完成不久后就塌毁了。基于考古发掘整理出的130余块西壁立佛残石，2014至2015年，研究和修复工作者拼对描绘出：西立佛原形象为着通肩衣，左手上举握衣裾，右手下垂，与主佛、东立佛共同组成三世佛造像组合。这是西立佛自北魏坍塌后其形态首次被世人所认识，对于研究第20窟洞窟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云冈石窟第3窟开凿于公元5世纪末期，规模宏大，居云冈之首。开窟造像既要经历修整崖面、雕凿粗胚、精雕细刻、窟龛彩绘等工序，又涉及施工组织、人员调配等管理问题。那古人是如何成功建造了规模宏大的石窟？1993年对第3窟进行了考古发掘。在小心翼翼揭露的900余平方米遗址面积内，发现了北魏开始历代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岩基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等遗物。这为考察云冈石窟在开凿时期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深化了学界对云冈石窟“凿山开石、因岩结构”营造工程的认识。

　　2010至2011年，考古工作者又在云冈窟顶开展了大规模发掘，发现的两处北魏至辽金时期的寺院遗址，不仅是我国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石窟寺遗址，而且遗址中的地穴式铸造井台、熔铁炉布局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为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规模提供了新材料，并进一步确认了以云冈山顶寺院与山下石窟组合构成宗教信仰空间的新模式，此次发掘成果也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描述与世界的关联

　　今年是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6月1日，云冈研究院在云冈石窟博物馆推出“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一周年系列特展”。研究工作者展示了自己全新的视野——选取了与云冈石窟关联的其他多国研究、保护和利用成果，与云冈石窟进行比对，展现云冈石窟作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的位置与关联。

　　“云冈石窟正在一个更广泛的维度上来理解自我，展望未来。”杭侃介绍说：“2001年，当云冈石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时，它被评价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其在受到南亚和中亚佛教石窟艺术影响的同时，又带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当地精神。这样的表述也在提醒我们，看待云冈的方式应当是世界维度的。”

　　斯瓦特河谷，位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平原以北的山谷中，即连接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山麓地带。斯瓦特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一跃成为贸易往来的枢纽和佛教思想与文化交流的中心。从文献记载来看，历史上的中国求法者曾路经此地，包括公元5世纪的法显、6世纪的宋云、7世纪的玄奘以及8世纪的慧超等。此次云冈研究院以“发现斯瓦特”为主题的展览，展示和比对了意大利科学工作者在该地区已经连续开展了65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大同，古称“平城”，是万里茶道山西部分的重要节点城市，南来的商队在此休整之后，分两路继续出发，一路向东走张家口；另一路则经云冈、右玉向西走杀虎口至归化（今呼和浩特），此即古丰州道，是北魏时期丝绸之路最东端的一段，也是17至20世纪初万里茶道的一部分。

　　柬埔寨“吴哥古迹”同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研究者们认为，吴哥与云冈都因海陆“丝绸之路”的兴起而繁盛，因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而造就，又都因朝代更迭而一度被湮没在历史烟云中。在“重现高棉的微笑”主题展览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援外考古队员展示了自1998年开始便在该地区陆续开展的保护修复工作。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也代表了我国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国际交流的成果。

　　吴哥古迹中的王宫遗址位于吴哥城中心区域，占地面积约14公顷，包括空中宫殿庙山建筑、围墙、多处平台及砖石结构的建筑遗址、砂岩石及角砾岩石的水池、院落的五座塔门以及大量埋藏于地下的各类文物等。

　　2018年，中柬政府确认了王宫遗址修复项目立项，王宫遗址修复项目于2019年开工。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由云冈研究院提供）